智能化转型、知识动态能力与制造企业绿色创新
李钧;王佳晖;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智能化转型成为企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根据知识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企业的智能化转型、知识动态能力增强、绿色创新水平提升三者形成良性互动。采用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4年的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水平衡量企业知识动态能力，基于专利IPC分类号前4位测度知识动态能力的3个子维度(知识获取能力、知识整合能力及知识创造能力),分析发现：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显著促进了其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知识动态能力及其3个子维度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智能化转型显著提升了高科技制造行业企业、东部地区制造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对非高科技制造行业企业、中西部地区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影响不显著；相比非重污染制造行业企业，智能化转型对重污染制造行业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因此，政府应引导和激励企业智能化发展，企业应重视知识动态能力建设，各地区和行业应因地制宜推进智能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研究
谢乔昕;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日益凸显，在外部环境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创新韧性，抵御创新下行风险，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4年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增强了企业的创新韧性，该强化效应主要来源于数字技术应用，而数字技术开发对企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不显著；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降低管理层的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激发管理层的创新乐观情绪3条路径提升企业创新韧性；数字化转型显著强化了非高科技行业企业、高竞争度行业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韧性，但对高科技行业企业、低竞争度行业企业、国有企业的创新韧性没有显著影响。因此，企业应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以数字化转型赋能持续创新；政府应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持续创新提供更多支持，并提高政策信息透明度。
大数据发展何以提升企业组织韧性——来自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郑沃林;张玲;由大数据政策驱动的区域大数据发展通过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数据要素集聚共享应用、深化实数技术融合和制度创新，能够有效促进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显著改善企业组织韧性提升的资源与制度环境。将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分析发现：区域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组织韧性提升，并可以通过促进数字化转型和提高敏捷响应能力两条路径提升企业组织韧性；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会弱化大数据发展的企业组织韧性提升效应，而高管创新意识增强、行业集中度和企业市场势力提高会强化大数据发展的企业组织韧性提升效应；大数据发展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组织韧性，但对国有企业、非高新技术产业企业和非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应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示范，大力推进区域大数据发展，有效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敏捷响应能力提升，并精准施策，持续提升企业组织韧性。
技术、制度与文化：乡村数字形式主义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基于鄂西南ZS镇的案例阐释
詹国辉;马一凡;孙雨婷;数字形式主义是技术应用与治理目标出现偏差的新型治理症结，已成为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主要阻碍之一。基于“技术-制度-文化”三维分析架构，结合在鄂西南ZS镇的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发现：乡村数字形式主义在实践中主要存在数据至上型、技术空转型、技术崇拜型、痕迹管理型、数字隔离型等5种形态，其本质是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挤压乃至替代。进一步审视得知，技术维度上工具理性过度膨胀致使政务平台功能发生异化，制度维度上刚性考核促使数据造假以及避责行为发生，文化维度上官本位思想与传统形式主义以数字化形式延续，三者借助“技术强化制度控制-制度催生文化惰性-文化反塑技术应用”的反馈机制，共同引发了乡村数字形式主义。对此，在技术层面上应开发轻量化工具并提高数字工具与乡村治理的适配性，在制度层面上应重构绩效考核机制与权责匹配机制，在文化层面上应强化技术向善伦理引导和公众数字文化培育，共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回归公共价值本质。
“量质双升”:经营投资问责对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
白玮东;郭振雄;经营投资问责是强制性政府监管的重要创新举措，其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以经营投资问责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采用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3—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营投资问责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投资“量质双升”(即投资规模扩大和投资机会敏感度提升);经营投资问责可以通过提高管理层勤勉程度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扩大国有企业投资规模，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国有企业投资质量；经营投资问责的投资“量质双升”效应在内源融资能力较弱、供应链话语权较小的国有企业以及政府数字化治理水平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经营投资问责对国有企业投资的改善会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价值创造。因此，监管部门应优化经营投资问责制度，以追责促整改，问责与容错并举，充分发挥经营投资问责的正向激励作用；国有企业应强化责任追究意识，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和治理环境，持续推动投资“量质双升”。
气候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工业企业金融化?
兰秀娟;杨康静;裴璇;气候变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气候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工业企业可能会通过金融化来对冲这种政策风险。采用沪深A股工业企业2012—2023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气候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工业企业金融化水平越高，表明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加剧了工业企业金融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能够通过强化风险规避、挤出实体投资、增加代理成本3条路径驱动工业企业金融化，工业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增强则会弱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的金融化加剧效应；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主要加剧了ESG评分较低、非国有、管理层女性占比较低、管理者气候关注度较高、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工业企业金融化；气候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促使工业企业出于预防储备动机和投机套利动机提升金融化水平，其中预防储备动机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政府应提升气候政策的透明度和稳定性，工业企业应强化公司治理，改善管理层人员结构与认知模式，增强风险承担能力，有效抑制过度金融化行为。
首发经济如何引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
冯典状;许超亚;张卫国;首发经济通过催生高端岗位、带动商圈增值提高家庭收入，通过激发技术迭代、培育创业生态驱动创新创业，通过构建消费社群、强化文化认同增强社会联结，进而推动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基于首店经济和体验经济两个维度评估地区首发经济水平，以2010—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家庭数据匹配省域宏观数据，分析表明：地区首发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首发经济能够通过提高家庭收入、促进地区创新创业、强化家庭社会联结等渠道引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地区互联网接入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环境的改善，会强化首发经济对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引领作用；首发经济对消费结构较高级家庭的消费结构升级效应显著，但对消费结构高级化程度较低家庭的影响不显著，从而加剧了家庭消费结构分化。因此，应设立“首发经济试验区”,以深化开放加快首发经济发展，以数字化加速消费升级，并精准对冲消费结构分化，构建增收引领、创新驱动、文化认同的包容性消费升级长效机制。
社会信任与慈善捐赠——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的比较分析
袁博;吕皓;社会信任是个体参与慈善活动的心理基础与社会条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体制内人员因体制差异而存在社会信任差异，从而具有不同的慈善捐赠行为模式，并体现为捐赠概率的差异。采用2024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将社会信任分为一般信任(对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对慈善机构的信任)两个维度，分析发现：个体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提高均能显著增加其慈善捐赠概率；体制内人员的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水平高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慈善捐赠概率也显著大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一般信任驱动，而体制内人员参与慈善捐赠主要受特殊信任驱动。体制内人员与组织间的“庇护-依赖”关系使其具有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并倾向于通过官方、半官方渠道进行“响应性”捐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去组织化”的“无所属”状态使其社会信任水平较低，并主要参与市场化的“自发性”捐赠。因此，在提升社会信任水平的同时，还应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再组织化，充分激发其参与慈善事业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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